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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缘

发布日期:2019年05月06日  点击:[]

五四运动,一个由新文化运动酝酿而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民主运动。百年来,五四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其所展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奋勇前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人民日报》,2019年4月21日,第1版)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已是学界共识。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我们有必要从思想文化史角度,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线,钩沉这一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准备的运动之来龙去脉,再度寻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关联,以期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

《新青年》:“忍不住”的关怀

一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集中流布在以《新青年》为载体的启蒙杂志上。因此,追溯五四的源头,必须从《新青年》说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满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的豪情壮志,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

作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蔡元培语),《新青年》创刊时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位卑未敢忘忧国,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一直是活跃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音符。历史的车轮驰及五四,家国情怀再次让那一代思想先驱将责任和道义担在肩上。近代以来国人的文化程度和几次惨痛的革命经验,使“主撰”切实感到“国民性”问题的紧迫性,“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因此,要救国,就必须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以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革命改变国民精神、唤醒国民觉悟,由立人而立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路,同时也为了延揽作者队伍,陈独秀与同仁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不谈政治”。胡适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版,第51页)

然而,从《安徽俗话报》上的《说国家》,到辛亥革命力主排满反清,再到“二次革命”,多年的斗争经历又使陈独秀成为一位具有浓厚政治情怀的“老革命党”(胡适语)。尽管主编开宗明义:“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但从创刊伊始即设置的“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等栏目以及充满社会担当的潜台词里,我们不难感受到《新青年》浸染着忧患意识的人文关怀。原来,“政治”一直是主编关注的焦点。虽然陈独秀想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性,但鉴于其自身对政治“忍不住”的关怀,一有风吹草动,他总要不失时机为介入政治寻找借口与突破点:“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把“国命存亡”的大旗拉出来,谁还能说什么?更何况还有充足的理由作后盾:“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独秀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如果说起初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则毫无顾忌地公然申明:“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及此,陈独秀不但推翻了“不议时政”的办刊宗旨,而且另辟蹊径为自己开脱:“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国人其速醒!”(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对于陈独秀“食言”的做法,胡适等人自一开始就进行过抵制。实际上,《新青年》内部的两种编辑方针一直在颉颃抗衡。陈独秀煞费苦心地与“政治”周旋,他在“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中借题发挥,议论时政。这种局面,到1918年1月《新青年》编委会成立,才有了改变。胡适等人的编辑方针使《新青年》取消了两个“大事记”专栏,后又重申了“不谈政治”的宗旨。此后,《新青年》的学术色彩很快强化。

但正是因为不变的政治定力和担当,陈独秀不顾同仁反对,一如既往,同仁内部深藏的两股思想潜流逐渐外化,“文化”与“政治”的张力愈来愈大。为了缓和同仁内部的冲突,更是为了“谈政治”,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策划创办了《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挡不住的“色彩”

1918年11月,胡适接到其母病逝的电报后回家奔丧。趁胡适离京之际,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胡适在事隔多年之后,这样述说这个孪生刊物:“就在我离京期间,陈独秀和其他几位北大教授创办了这项单张小报,来发表他们的政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作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谈政治的满足”(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每周评论》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结束、国内民众对国内外时局尤其是关系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颇为关注之际,迫切要求当时的报刊加强对时事政治的报道。所以,《每周评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新青年》互为补充,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1918年11月,在得到“一战”胜利的消息后,举国欢庆。就在国人高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当口,李大钊却作着深入独立的思索。早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就对俄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欣喜与热望,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对于“一战”的胜利,李大钊认为是“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他不是为协约国高兴,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兴奋,“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他兴奋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1919年元旦,他满怀激情地迎接“新纪元”的到来:“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这时,李大钊已将“社会主义的道理”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

就在李大钊对“赤旗的世界”翘首以待之际,陈独秀却在《每周评论》上高喊“公理战胜强权”。他对巴黎和会十分信任,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然而,1919年2月,当巴黎和会被西方列强操纵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他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公式失衡了,“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此沦为“威大炮”。随着这种失望情绪的到来,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对法兰西文明顶礼膜拜的陈独秀,最初对俄国革命是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这在《每周评论》前几期的内容中即有所反映,比如“马克司的社会主义今日已经没有根据了,所以他的势力在国会也渐减少”(《德国内政之纷扰》,《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过激派要求世人承认他的胜利,应该做出一种公平的政治组织,把国内混沌状态肃清才是”(《俄罗斯之混沌状态》,《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等。随着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加深,陈独秀逐渐同情和拥护俄国革命,指出:“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陈独秀:《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又进一步把“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看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这一态度上的转变,也为其后来奔向“十字街头”提供了“加速剂”。自此,陈独秀、李大钊一起“铁肩担道义”。

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在译文前面,作者还加了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十一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舍:《共产党的宣言》(摘译),《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在随后的几期里,《每周评论》又对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制度、新银行法等进行了介绍。此时的《每周评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红色印记已经流露在外。

对于《每周评论》政治色彩渐浓的趋势,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则以《再论问题与主义》相回应。从“文化与政治的歧义”到“问题与主义之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和以胡适、陶孟和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阵营,分化越来越大,杂志色彩也逐步染红。

“书生意气”:从“文化运动”到“社会运动”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的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下,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1917年初,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杂志编辑部也移到北京。从此,《新青年》一改门可罗雀的冷清,无论作者、读者抑或编辑队伍,都开始趋向门庭若市。一批文化思想精英立足北大,荟萃于《新青年》,陈独秀成为“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语),北京大学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纷纷成立,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一大批青年学子获得新思想的洗礼,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深植于他们心中。

随着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反对声也紧随而至,新旧思潮的激战在悄然进行。1919年二三月间,社会上关于陈独秀等人离职以及陈独秀私德不谨的谣言四起。虽然胡适与蔡元培极力辟谣,但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3月26日晚上,在蔡元培家中,汤尔和、沈尹默等人再三斟酌,决定免去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最终,陈独秀以“请假”为由离开北大。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前夜,于是便有了陈独秀个人命运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改变。

陈独秀本来对政治就情有独钟,脱离北大后,原本稳定的经济收入化为乌有,生活的窘迫,加上十月革命和巴黎和会影响下对俄国革命态度的转变,在无依无靠、心灰意冷之际,他对当局与社会势力失望和对峙的情绪急剧升温,进而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急速“外转”,奔向十字街头,当年与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也在顷刻间化作烟云。如果说此前的“谈政治”尚有“君子协定”的诺言牵制,那么自文科学长离职后则变得毫无顾忌。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这样一个要求“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的传单,是他追求“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北京市民宣言》)的必然结果,这也标志着他由“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并重而向“社会运动”倾斜(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唯民意论的出现,又预示着陈独秀政党意识的萌芽,因为政党乃是捏合或者说撮合民意最好的工具和组织,几个月后,“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之宣言,不过是为了维护《新青年》的团结而作的宣告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1935年偶然读到汤尔和日记时的唏嘘:“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胡适致汤尔和(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页)“此夜”是指1919年3月26日决定陈独秀离开北大的晚间会议。这封信是胡适对汤尔和与陈独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问责,信中的话语虽有些夸大的成分,但也道出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胡适等人的牵制下,陈独秀的那份偏执和狷狂还是有所收敛的。从“北上”到“败北”,可谓爱恨就在一瞬间。这从当事人汤尔和1919年4月11日的日记可以窥见一斑。在汤尔和回住所的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附):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601页),具有真性情、充盈着书生意气的陈独秀,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回到历史现场,作为“金字招牌”的《新青年》,无论是编辑方针还是拟稿原则,鉴于双向合力的作用,当初形成的是一个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平行四边形走势。尽管主撰时不时招惹“政治”,但在其逶迤曲折的策略变通下,《新青年》的舆论基本上还是按照双方博弈运作规则进行的:妥协与原则并存,让步与自我同在。但是当陈独秀离开北大而迫不及待地“谈政治”、从事“社会运动”,“色彩”急速转向“Soviet Russia”并付诸于政治实践时,这一平衡就被打破了。

“亢慕义斋”:从“学说”到“主义”

应该看到,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日后风起云涌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举起“民主”“科学”的大纛,批判传统,创建新文化。在高张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义旗后,先进知识分子以俄国革命为契机、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成功领导并策划了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我们说,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运动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做了思想铺垫和启蒙准备,同时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延伸和继续。如同彭明所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爱国运动又推进了文化运动的发展。”(彭明:《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五四运动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版,第255页)不过,五四后的文化运动已经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运用。

1919年5月开始编辑并于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介绍,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后,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各种角度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起,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时期尽管带有鲜明的“学说”色彩,但一个指导性的“主义”跃跃欲试。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最早发起的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后逐步扩大规模。在蔡元培的帮助下,“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馆”作为活动场所,李大钊等人“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图书上都盖有‘亢慕义斋’戳记”,并且还设立了一个包含英文、德文与法文三个小组的翻译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书籍”(罗章龙:《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9页)。10月,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高君宇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很快成长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主义”的马克思学说一枝独秀之后,已经有了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呼之欲出。

1919年6月被捕的陈独秀于当年9月出狱,虽然《每周评论》在8月底已被查封,但此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众多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的诗中写道:“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李大钊所言不虚,五四运动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创办报刊杂志,“仅在一年之间就达到四百种之多,其分布地域之广也是空前的”(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1页)。正如冰心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冰心:《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9年第5期)这些刊物大都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并且几乎每一种刊物背后都有一个社团,比如恽代英在武汉组织利群书社,出版《互助》等刊物;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等等。

而这位已经萌生政党意识的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获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新青年》为中心,重整旗鼓。1919年12月1日发表《本志宣言》:“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1920年初,陈独秀前往上海。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胡适口述自传》,第186页)。5月,《新青年》开辟劳动节纪念专号,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上面著文撰述,各占大量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工人运动。这是《新青年》加速转型的一个关键性枢纽。随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9月1日,新青年社成立,机关刊物的倾向已露出雏形。1920年秋,陈独秀除邀请陈望道入社外,还相继邀请沈雁冰、李达、李汉俊加入。对此,胡适直言不讳地表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附:(二)胡适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也深深震撼了陈独秀,1920年4月,他在中国公学的演讲中,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陈独秀最近之演说》,《时事新报》,1920年4月22日,第3张第1版)。这与李大钊所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晨报》,1921年5月4日,第3版)异曲同工。鉴于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彰显的伟大力量,早期共产主义者看到了依靠工农群众“直接行动”的可能,李大钊等人开始高呼“劳工神圣”,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不久,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引导下,新一代知识分子从书斋中纷纷走出,在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带领下,进工厂、下农村,开始走与工农大众为伍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一个领导工农“直接行动”的新的组织形式也将闪亮登场。

从文化运动到社会运动,从“学说”到“主义”,五四运动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经历了光荣与梦想的追逐。近代以来,正是文化的酝酿、政治文化的锻造以及新型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频频招引,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收获。而在这所有的收获中,又以五四运动的成果最为丰硕。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五四运动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助推下,催生并运作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20世纪的面貌从此为之一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18ZDA2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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