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海蛟)
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因此，我们必须将其作为当前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这也是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大局、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题中之义。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进行的深刻变革。邓小平在1986年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时说，“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①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可见，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三代领导集体一脉相承和一以贯之的共同价值取向，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自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发表为标志，全面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已经在这项并无前人经验可循的事业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初步建立起适合于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始终一以贯之的红线之一就是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当前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也是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大局、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题中之义。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无现成经验可循，但绝不是无原则的盲目改革，而是从一开始就明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目标设计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体系，这是任何具体的改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前提。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思考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具体国情紧密联系的内在逻辑关系。
中国具体国情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并制约着改革的具体进程
任何改革都不仅仅是一个孤立领域内的文本制度变迁，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其涉及的相关领域和相关主体之多，利益关系之错综复杂都超过了以往我们所进行的经济社会领域内单一问题的改革，在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基础资源、行政体制资源和相应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在当代中国具体国情所提供的各种资源中，具有决定性价值的当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历史和现实均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选择和未来的方向。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旧时代难以企及的长足进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考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发挥着维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凝聚党心民心的作用，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其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并且，从改革之初就已明确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一般性的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区别就可以看出，这场改革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并不以寻找其替代者为最终目标，因此，任何改革行为都应该围绕着如何巩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当代中国具体国情中最具刚性的内容，它为所有的具体改革划定了一条制度底线。
当然，当代中国具体国情所能提供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也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每一步骤所能实现的具体目标。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②而且“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③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又不能超越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所匹配的物质资源和技术手段。同样，当代中国日趋多元化但未尽合理的社会结构、兼具优良传统与历史负担、且受到内外强烈冲击处于不断变迁中的文化环境，都决定着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推进到何种程度，能够获得多少支持。要想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是纯粹基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的盲动，而应该是一个尽可能精确地计算国家和社会时下所能提供的相关资源并合理调配这些资源的科学进程。
中国政治发展的明确目标体系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
不可否认，政治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情景下，应该有不同的目标。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体系包括了民主、法治、稳定、和谐等内容，而上述目标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有悖于社会主义民主取向的某些因素，如政治生活中家长制、官僚作风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带有封建残留物的因素共同作用，妨碍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⑤就是要改革那些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体制弊端，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真实性、广泛性等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就相应决定了所有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其具体表现是行政权力的集中还是分散，是提高管理效能还是扩大群众参与，都必须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路径的要求进行规划，而决不能背离这一重要目标。同理，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与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保持同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项具体成果，都要经由法治化的进程而得到确认和保障。使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渗透到新政治体制的灵魂当中，既是我们进行这场改革的初衷所在，也是保证改革沿着合理、稳健的轨道前进的基石之一。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还不能影响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局，就这一意义而言，改革不同于革命，“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发展经济，摆脱落后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前提，也决定着每一项具体改革的成败。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目标体系中的基本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引导和制约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轨迹，背离这些目标进行的改革，终究只能重蹈历史上某些为改革而改革的政治盲动的覆辙。
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特点决定了渐进式改革是最有利的改革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具体实践，也改变着中国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被发现、总结的某些共性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其中，渐进式改革是最有利的改革道路，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政治变迁是以剧烈革命的形式完成的，这是当时中国处在国家存废、民族兴亡的紧迫压力下的必然结果。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时至今日，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框架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应该采取那种根据有限且明确的问题导向的设计方案，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关涉众多具体利益的调整，“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⑥凡此种种，“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楚从哪里着手。”⑦改革的底线是什么，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改到什么样的程度、怎样去改等，都要事先进行认真理性的思考，安排好改革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需要稳妥推进，慎之又慎。“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⑧更为主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某些纯技术性领域内的改革，不允许重大失误，特别是不允许政治方向上的重大失误，“政治发展是路径依赖的一个过程。一旦选定了一个制度，今后发现错了再想改是非常困难的。”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需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把四项基本原则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机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⑩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之所以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巩固了而不是冲击了政治稳定的良好局面，与其采取的积极稳健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是分不开关系的，同样，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为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以及同其他社会、文化等体制的改革保持协调发展，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渐进式改革的特征投射于具体政治过程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不可简单复制的铁律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邓小平曾郑重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同样，与当今某些西方国家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所谓“普世价值”和“普适制度”的作为针锋相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凡是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问题的人们，无不强调了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可复制性。“政治文明的引进是根本不同于机器设备等物质文明的引进的，物质文明的引进是完全可以做到原封不动地全盘照搬的，而政治文明的引进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原封不动地全盘照搬的。”{12}
从历史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进程中，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机械地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体制，往往都是与邯郸学步的失败教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反，认真地研究中国具体国情，实事求是地规划改革和建设的具体步骤，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修正，就意味着向改革成功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在国外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比比皆是。一方面，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成熟并不是根据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设计的产物。早在美国政治制度确立之初，欧美许多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并且明确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是英国政治或者任何已有的欧洲国家政治在美洲大陆上的简单翻版或者延续，它应该并且也确实是在依据适应于自身国情的要求探索着个性化的成功之路。另一方面，又正如“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13}20世纪末，前苏联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罔顾自己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质的规定性，按照全盘西化的路径推行所谓激进式改革，最终不仅葬送了社会主义制度，更葬送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此外，非洲、拉美、东南亚等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政治制度奉行的简单“拿来主义”的政治发展方式，不但没有实现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反而陷入了更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经济灾难中难以自拔，成为了西方政治制度中某种形态普世实验的牺牲品。因此，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如果不顾国情，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三权分立’、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两党制，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动摇我国政治稳定的根基，导致社会混乱，人民遭殃。”
当然，从国情出发也不等于闭门造车或时时处处以中国特殊论为借口阻碍改革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在此情况下，如果时时处处都以所谓“中国特殊论”为借口，回避矛盾，拒斥改革，不仅无益于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身发展的优势，而且也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一种歪曲与误解。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已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制度及其附着的政治实体间不仅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也存在着相互交流与借鉴的关系。作为正确理解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另一个关键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应该是奉行关门主义、满足于本土经验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事业之所以始终与开放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原因也正在于此。(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注释
①②③⑥⑦{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176、176、177、2～3页。
④郑慧：“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⑤“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11月4日。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
⑨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88页。
⑩何增科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12}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
{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