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泽应
市场经济包含了诚信的要求并真诚地呼唤诚信。在以分工、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主体之间是通过各种合同、契约等形式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必须而且应该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否则交换关系就会受阻。随着交换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市场主体和市场社会对诚信的需求会更加强烈，不仅经济活动需要诚信，而且政治活动、精神文化活动等一切社会领域都需要诚信。诚信成为当代社会最普遍也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针对我国现阶段诚信缺失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全社会范围的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张，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强调了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性。国际社会也就诚信问题召开了多次会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诚信的宣言和条例，学术界出版了不少论及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企业诚信和政府诚信等有关的著作和文章，掀起了一股探讨诚信的热潮。
一、诚信的含义和本质
诚信这一范畴是由诚和信两个概念组成的。诚，指真诚、诚实，信，指信任、信用和守信。在西方，表达诚实的词语为honest，表达诚意的词语为sincerity，表达信任的词语为trust，表达信用的词语为trustworthiness，credit，表达信誉的词语为prestige，reputation。诚的最一般含义是真心实意和真诚不欺，信的最一般含义是真实不欺和说话算数。诚与信都与人言相关，都要求人说话要客观真实，并对自己所做出的承诺负责。诚信二字在中国古代可以互训，含义相通。许慎《说文解字》把诚解释为“信”，指出：“诚，信也，从言成声”。又把信解释为“诚”，指出：“信，诚也，从人言。”《白虎通》认为：“信，诚也，专一不移也。”诚信连用最早始于先秦时代的管子，管子指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而后《孔传》有“鬼神不保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唐代魏征在给太宗皇帝的上疏中写道：“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贞观政要·诚信第十七》）武则天所著的《臣轨》一书，专门有“诚信”一章，其中有“以诚信为本”的主张，并说“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殒，善名不减；小人虽贵，恶名不除。” 又说：“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故上下通诚者，则暗相信而不疑。其诚不通者，则近怀疑而不信。”诚与信合起来作为一个科学的道德范畴，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和交往方式的现代化，无不凸显着诚信的价值并要求践行诚信。从科学的意义上界定诚信，可以把诚信定义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同现代经济契约关系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的并继承了传统诚信美德的真诚不欺、信守然诺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理解诚信的本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诚信是一种人们在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和生活实践中必须而且应当具有的真诚不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信守然诺的行为品质，其基本要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和做老实人。诚信之诚是诚心诚意，忠诚不二，诚信之信是说话算数和信守然诺，它们都是现代人必须而且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品格。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信用经济条件下，人们只有树立起真诚守信的道德观和品质，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然诈伪也可能获得一时或局部的个人利益，但从长远和整体上看，诈伪无异于饮鸠止渴，最终只会葬送自己的全部资本，轰毁自己的人生价值，演绎出悲剧人生。因为，骗人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永久，“再美丽的谎言”最终总会被识破，没有因欺骗而长久地获得人们尊敬的人。
其次，诚信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社会用以维护自身的运行发展所必须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以求真务实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各项工作。在现代社会，诚信不仅指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商业诚信，而且也指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公共诚信，包括制度诚信、国家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组织诚信等。这说明政府和制度都要按照诚信的原则来组织和建构，亦需按照诚信的原则来行使其职权。一旦背离了诚信的原则和精神，政府就会失信于民众，制度就会成为不合理的包袱。
再次，诚信是内圣与外王、个人与社会、心理和行为等的辩证统一。诚信本质上是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或者说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合一，是道义论与功利论、目的论与手段论的合一。如果说诚强调的是个人内心信念的真诚，是一种品行和美德，那么信则是诚这种内圣品德的外在化显现，是一种责任和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诚于中而信于外”的说法。诚信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目的，是人们应当具有的一种信念和人们应当义无返顾地遵循的道义，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手段，是人们应当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和人们以此谋取利益实现利益的方式。诚信，既可以是价值论和功利论的，又可以是道义论和义务论的。价值论和功利论的诚信观是把诚信作为一种价值和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认为人们如果不能很好地讲求自己的诚信就无法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也很难取得长久而真正的效益。道义论和义务论的诚信观把诚信视为一种应尽的义务和内在的要求，认为人们讲求诚信是其提升自身素质和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讲求诚信哪怕不能带来物质上的收益仍然是十分有价值和弥足珍贵的。我们主张在诚信问题上把道义论和功利论结合起来，既把诚信的讲求视为一种谋利和促进发展的手段，又把诚信的讲求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和内在的义务，使诚信的讲求既崇高又实用，既伟大又平凡，体现出如同中国文化倡言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价值特质。
总之，诚信是一切道德的根基和本原，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美德和品质，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价值，也是一种外在的声誉和资源。诚信是道义的化身，同时也是功利的保证或源泉。
二、诚信的类型和表现
诚信有不同的类型和表现。从纵向的历史坐标我们可以把诚信区分为原始血缘社会的天然诚信、中古农本社会的家族或人际诚信、近现代契约社会的公共诚信。原始血缘社会的天然诚信以与血缘关系相关联为基本特征，它产生于原始群体内部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血缘群体是同类群体的行为边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个体完全依赖于血缘群体并天然地产生了对血缘群体的忠诚信用，所以“讲信修睦”成为原始人的基本行为规范。而且这种天然诚信是同天然的团结与勇敢、原始的群体主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阶段的诚信自然性的因素多于社会性的因素，总体上看是朦胧的、混沌的和缺乏思想内容的。中古农本社会的诚信是身份等级依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家族或人际诚信。农本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内向经济，受狭隘的时空和交往的局限性控制，它依赖于家族亲情纽带和“熟人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人们在一个知根知底的熟人世界里生活，并因此形成了维系这一熟人社会的诚信及其它道德原则和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身份等级不同，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就不同，因而诚信的内容、性质和方式也就不一样。近现代市场社会，诚信以契约为基本特征。近现代社会与传统农本社会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从身份到契约、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人身依附到人身独立。近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为主要方式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它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纽带，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使“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的世界”。在这样的社会，商品交换的诚信只能依靠契约与合同，并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展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规范从潜意识形态发展为显意识形态，并且日趋明朗和具体，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准则。
从横向的现实坐标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的诚信区分为经济诚信、政治诚信和文化诚信。经济诚信是指经济生活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诚信，是直接同谋利计功行为相关联的诚信，主要表现为企业诚信。市场经济应当是有道德的和诚信的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作为借贷者，能否获得市场信任要视其偿债能力如何；作为经营者，能否获得出资者的信任，要视其经营能力如何；作为代理者支配他人资产，能否获得信任，社会要视其依法对他人承担资产责任的能力如何：作为劳动者，能否获得劳动力市场的信任，要视其敬业精神和职业能力如何。随着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和期货交易等新的交易方式的兴起，信用伦理精神已经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强化信用伦理，这是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先决条件，所以，富兰克林说：“信用就是金钱。”信用、信任和信誉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通行证，也是确保其成功的动力源泉和优势资本。现代信用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庄严承诺和社会各界对其履诺的肯定性评价。信用有借贷资本意义上的专业信用（包含了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消费信用）和一般经济活动的社会信用。信任是指交易双方在信用的基础上构成相互信任的经济关系，只有守信用的企业，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才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良好环境，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信誉是一般信用关系的升华，守信用的企业在市场上拥有较高的声誉，能够得到其它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有助于建立相对稳定的产销关系。信誉又是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资源，甚至能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信誉好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形象，提升企业的知名度，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经济诚信包含了生产诚信、交换诚信、分配诚信和消费诚信等环节，并体现在经济决策、经济活动和经济评价等方面。
政治诚信是指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府诚信。治理国家应当讲求诚信。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将其概括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着子贡再问在这三者中必须去掉一项时请问先去哪一项，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去兵”，子贡又问在“足食”与“民信之”两项中还必须去掉一项时应该先去哪一项时，孔子答道“去食”。在孔子看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于国家之“立”，比强大的军队、充足的粮食都要更为重要。因为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更谈不上真正的治理。荀子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政令取信于民则国家强大，政令失信于民则国家衰弱，因此治国从政当以建立信德为主旨和根本。现代社会，政治的民主化已形成为一种潮流，它要求按照诚信的原则来规范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避免行政垄断和行政工作的暗箱操作，做到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建立诚信政府。此外，政治诚信还包含了政治活动和政治体制的诚信。
文化诚信是指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教育诚信和学术诚信等方面。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价值导向。为此，就应当加强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公民道德建设，在各行各业中推行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和制度，坚决铲除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不诚信行为。
经济诚信、政治诚信和文化诚信对应于社会主义的三大文明，既经济诚信主要对应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诚信主要对应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文化诚信对应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内在地要求经济诚信，政治文明内在地要求政治诚信，精神文明内在地要求文化诚信。反过来，经济诚信亦能够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政治诚信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文化诚信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三大类型的诚信与三种文明有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诚信的功能和作用
诚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仅具有教育的功能、激励的功能和评价的功能，而且也具有约束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和调节的功能。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综观今日世界，许多企业或组织的挫败和个人的悲剧都是导因于诚信精神的缺乏。一个没有诚信精神的企业或组织是注定要垮台或自行倒闭的，一个没有诚信精神的人也不可能获得并拥有真正的成功。
第一、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诚信是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品格。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的品德和素质，不仅难于形成内在统一的身心完备的自我，而且也很难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取得成功。二程指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诚不仅是德、善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信是一个人形象和声誉的标志性概念，也是人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孔子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于中而必信于外。一个人心有诚意，口则必有信语；心有诚意口有信语而身则必有诚信之行为。诚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也是个人修德达善的内在要求。缺失诚信，就会使自我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个人也难于对自己的生命存在做出肯定性的判断和评价。同时，缺失诚信，不仅自己欺骗了自己，而且也必然欺骗别人，这种自欺欺人既毁坏了健全的自我，也破坏了人际关系，使自己失去他人的信任和好感，成为孤家寡人。因此，诚信是个人立身之本，处世之宝。个人讲求道德修养和进行道德上的自我教育，培育理想人格，要求以诚心诚意和信实坚定的方式来进行自我陶冶和自我改造。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正心诚意和反身而诚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修德关键是要有一棵诚心和一份诚意。诚意所达到的程度决定修德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怕立志不坚。”所以，中国人特别强调“做本色人，说诚心话，干真实事”，《格言联璧》有“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直切为第一”，“勿谓一念可欺也，须知有天地鬼神之鉴察；勿谓一言可轻也，须知有前后左右之窃听；勿谓一事可忽也，须知有身家性命之关系”等教人以诚信立身处世的不朽箴言，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寓意深远。
第二、诚信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立业之本。诚信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建立行业之间、单位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道德杠杆。诚实守信是我国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规范。诚实守信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而且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事业单位的活动都是人和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活动，为了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讲求诚信。因为发展既蕴涵着组织本身实力和生存能力的增强与提升，又蕴涵着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外部以及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优化与完善。无论是组织本身实力和生存能力的增强与提升，还是组织内外关系的优化与完善，本质上都需要诚信并且离不开诚信。诚信不仅产生效益和物化的社会财富，而且产生和谐和精神化的社会财富。比如，名牌产品的创立和维系，除了体现企业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外，还内涵着企业员工的责任和质量意识，企业内部的协作精神和精心服务于社会的态度等诚信品质。名牌产品决不是靠弄虚作假所能创立的。对用户和顾客不负责任，一味为赚钱而生产，就必然失去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诚信内涵，而永远创造不出名牌。在市场经济社会，“顾客就是上帝”，市场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企业如果背叛上帝，不诚实经营，一味走歪门斜道，制假售假、虚假宣传、违法乱纪，其结果必然是被市场淘汰出局。诚信是塑造企业形象和赢得企业信誉的基石，是竞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砝码，是现代企业的命根子。试想一下，跟一个没有任何真诚度的企业多打一次交道，不仅不能增添一次机会，反而多一份危险，这样的企业有谁愿和它合作呢？当今时代，企业如果不用真诚的态度，善待每一位生意伙伴，信守“有钱大家赚”的准则，最终必然会失去生意伙伴的信任，使经营的路子越走越窄，最终自掘坟墓，失去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三、诚信是国家政府立国之本。国家的主体是人民，国家的主权也归属于人民。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认为国家的领导者应当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和方法去取信于民，进而达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太平清明。唐代魏征在给太宗皇帝的上疏中写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治国之道，在于贵德崇义。而德义的主要内容则是诚信。柳宗元说：“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致于败。”司马光还谈到，过去，齐桓公在治理国家时不愿背弃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进攻原国的不义之利，魏文侯不愿背弃虞人的期许，秦孝公不愿废弃关于徙木的赏令，商鞅变法的前奏是立木取信，他们处于天下纷纷嚷嚷的诈伪之世，尚且懂得以诚信来治理国家和取信于民，更何况处于和平之世的领导者。王安石盛赞商鞅的立木取信及其变法，在《商鞅》一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以上言论和故事说明诚信是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诚信构成国德支配着国运，没有诚信的国德就不能拥有长久而向上的国运。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更要求把诚信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政治权力的历史形态是私权或集权，而民主政治下的权力是公权。公权意味着权力归人民所有，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信任。失去人民的信任便失去了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思想以及采取的一系列打造诚信政府、建立诚信政治机制、扩大人民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措施，表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党和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为人民办实事和取信于民的坚强决心，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展现出诱人的发展前景。
四、诚信建设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现代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盛行，人们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念得到不断强化，于是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私利，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定理如洪水猛兽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肆虐。为了赚钱和尽可能快地尽可能轻松便宜地发财，多少单位、多少组织、多少企业、多少个人竞相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坑蒙拐骗、投机取巧上作文章，并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进而产生了日趋深重的道德危机。当前，诚信的缺失困扰着世界和中国，诚信的呼唤遍及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如何来解救日趋严重的诚信危机，确保市场经济沿着健康、有序和公正的方向发展，已成了各国政府和领导人包括老百姓都不得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诚信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灵魂，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保护神。一个没有诚信、没有秩序的市场不可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不可能导致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还会消解或动摇整个社会结构，诱发大面积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是不可能真正对消费者有什么贡献的，一个不讲诚信的个人也很难真正地取信于人。呼唤诚信，建设诚信政府，打造诚信企业，塑造诚信个人，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在我国，如何来加强以诚实信用为重点的道德建设，人们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方案和措施，如强化法制建设，加大打假力度，从制度伦理和管理伦理建设处用功等等。我们认为，这些方案和措施，都是十分必须的和重要的，但又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当代社会的诚信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努力，也需要各个方面的有机配合。借用梁启超总结近代学术史的话说，它应当超越单纯“言器”或“言政”或“言学”的局限，上升到“言器”与“言政”、“言学”合一的高度。诚信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因此无疑需要从利益引导、制度管理和精神素质等多方面去加大建设的力度。
就“言学”的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应当大力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注重诚信的传统和民族精神，加强诚信教育和唤起主体自身的诚信修养。在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无数诚实信用的佳话，更有不少从理论上阐释诚实信用的经篇名作。它启示我们对于一般的普通百姓来说，要达到真诚必须从对圣人之道的学习和效法起步，通过明白圣人之道而从内心深处培养真诚的德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总是重法制轻伦理，重制度轻教育，似乎认为一旦提及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冲击以法治国，甚至还有人认为强化道德教育就有可能产生虚伪的道德说教，因此与其让虚伪的道德说教盛行倒不如让道德危机盛行，一些人甚至还为现实的道德堕落唱赞歌，认为正是道德上的堕落才导致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错误的观点反过来使我们社会的诚信危机日趋深化和加重。事实说明，不加强整个社会的诚信教育是无法使其成员真正从内心深处培养和拥有真诚的品德的。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诚，并不是他们不能“诚”，而是因为他们不知“诚”，不了解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强化“自明诚”的修为路径，理直气壮地进行诚信观念的教育，使诚信观念能够为我们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所接受，进而造就一种崇尚诚信、讲求诚信的社会道德氛围。这样，才能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我们社会的诚信问题，以提高广大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就“言政”的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应该大力加强诚信制度和诚信机制的建设，使诚信建设制度化、法制化。以科斯、布坎南、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任何一个与社会相悖的现象的出现，其终极的原因都与制度相关，都应该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完善中去寻找，即便是个人行为的无序与错乱，也只能从制度的机能和效用发挥的不健全中去寻找。个人行为就其总体上看是由制度和环境所决定的。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我国现阶段的诚信缺失是与诚信制度建设的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制度建设的缺失给诚信缺失留下了空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诚信建设绝不能仅仅只靠教育，还必须依靠制度的健全和创新。诚信建设要想取得真正的长期的成就，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完善有关诚信建设的法律法规，必须建立起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信用体系。企业是信用的最大需求者和供应者。建立信用企业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信用本质上是一种产权关系。良善的信用关系意味着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且交易当事人能够尊重彼此之间的权利。明晰的产权制度是社会诚信的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以财产所有权的明确界定为前提，以财产使用权的交易为内容的。因此，尽快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是解决信用缺失的根本出路。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与个人的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健全诚信管理、评价和奖惩制度；加强市场经济诚信的立法和执法，为诚信建设提供法律方面的保障；建立和完善政府信用监督约束体系，规范政府行为，建设诚信政府，也是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就“言器”的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应当把诚信建设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有机地统一起来，将诚信建设落实并贯彻到经济建设中去。当今时代，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现阶段所出现的诚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加大发展来加以解决。我们应当提防为诚信建设而诚信建设的道德陷阱，学会正确处理诚信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始终做到以诚信建设服务并规范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促进和保障诚信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事业的兴衰。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途径，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我们要使诚信建设取得应有的成效，就必须加大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力度，使诚信建设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今天，我们要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需要大兴诚实守信和求真务实之风，大力弘扬诚实守信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真正做到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谱写中华民族历史的壮丽诗篇。
（作者简介：王泽应，男，1956年生，湖南祁东人，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该文前三部分发表于《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3日理论版)
